苏格兰启蒙运动（苏格兰启蒙运动代表人物）
今天给各位分享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知识，其中也会对苏格兰启蒙运动代表人物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本文目录一览：
苏格兰的荣耀，爱丁堡·圣吉尔斯大教堂（英国）
说明：由于标题限制文字不能超过30个字，故此教堂系列文章将列出副标题。
欧洲经典教堂（西欧·2）。
入选理由：苏格兰宗教改革领袖：约翰·诺克斯的安葬地。
圣吉尔斯大教堂（St. Giles' Cathedral）地处英国爱丁堡“皇家一英里”的中心位置。该教堂的名称来源于教堂的主保圣人吉尔斯。但有人称圣吉尔斯是耶稣的大弟子，这个说法存疑，在耶稣的十二位门徒中，没有圣吉尔斯这个人。
圣吉尔斯大教堂的顶部像一顶苏格兰王冠。该教堂目前是苏格兰长老会（属于加尔文宗，也称苏格兰教会）的礼拜场所。
圣吉尔斯大教堂虽然被称为主教座堂（Cathedral），但只是在17世纪存在过。苏格兰宗教改革后，不再有主教、教区以及主教座堂。苏格兰宗教改革是苏格兰王国在1560年正式与罗马教廷决裂而产生的一系列改革，为整个欧洲宗教改革的一部分。
苏格兰宗教改革以加尔文主义重塑了苏格兰的教会，使得苏格兰长老会成为了苏格兰名义上的国教（但并不受国家控制）。显然，苏格兰长老会与英格兰圣公会（安立甘宗）不是一派，这其中的宗教分野和由此产生的 社会 问题人们可自去品味。
圣吉尔斯大教堂内部不许拍摄，逼迫本人不得不偷拍。欧洲各国的王宫、城堡、教堂经常禁止拍摄，真是一件令人无可奈何的事情。
约翰·诺克斯（John Knox，1513 1572年）是苏格兰最著名的宗教改革领袖，他创办了苏格兰长老会，身列日内瓦大学“宗教改革纪念碑”四位主要人物之一，被誉为“清教主义的创始人”。他于1559年到1572年担任神父一职时发表了毫不妥协的加尔文教宣言，并发起了苏格兰宗教改革运动。他在信仰之战中历经多次流亡，曾与苏格兰玛丽女王对垒。约翰·诺克斯安葬在圣吉尔斯大教堂院内，其故居在该教堂东部不远处的皇家大道北侧。
位于瑞士日内瓦大学内的“宗教改革纪念碑”的中部是4尊5米高的雕塑，自左至右分别是：泰奥多尔·德贝兹（1519 1605年，法籍新教神学家，加尔文的重要门徒）；约翰·加尔文（1509 1564年，法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神学家、加尔文教派的创始人）；威廉·法瑞尔（1489 1565年，日内瓦宗教改革家）；约翰·诺克斯（1513 1572年，苏格兰神父，宗教改革领导人）。
但严格来说，瑞士日内瓦大学内的“宗教改革纪念碑”应该是基督教加尔文教派的“宗教改革纪念碑”，并不包括新教的路德宗、安立甘宗。
戴维·休谟也译作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 1776年），苏格兰哲学家，出生于爱丁堡，与约翰·洛克（John Locke）及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并称英国三大经验主义者。他被视为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 历史 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 1790年），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出生在苏格兰，曾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国富论》的作者，世人尊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纸币20元英镑上的人物。
瓦尔特·弗朗西斯·蒙塔古·道格拉斯·斯科特（Walter Francis Montagu Douglas Scott，1806 1884年）是第5代布克卢奇公爵。他在1819年父亲去世后继承公国时只有13岁，因此作家沃尔特·斯科特爵士（没有血缘关系，只是他父亲的朋友）被任命为监护人。后来他被任命为吊袜带骑士，枢密院议员和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校长。他去世后，塑像由公众集资建立。
这座教堂位于爱丁堡皇家大道的起点，是爱丁堡市中心的最高建筑，维多利亚女王在1843年为它奠基。如此一座高大显眼的大教堂却命运多舛，该教堂实际上一直未正常投入使用，直到1999年被重新开发为爱丁堡国际音乐节办公室和表演地，并更名为“ The Hub”。它的底层被用作一家“幽灵餐厅”，不知道苏格兰教会对此作何感想？
下一篇我们将介绍英国的格拉斯哥大教堂。
西方哲学
大卫·休谟
（David Hume，1711年4月26日—1776年8月25日）是苏格兰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被视为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虽然现代对于休谟的著作研究聚焦于其哲学思想上，他最先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成名。他所著的《英格兰史》一书在当时成为英格兰历史学界的基础著作长达60至70年。
历史学家们一般将休谟的哲学归类为彻底的怀疑主义，但一些人主张自然主义也是休谟的中心思想之一。研究休谟的学者经常分为那些强调怀疑成分的（例如逻辑实证主义）、以及那些强调自然主义成分的人。
休谟的哲学受到经验主义者约翰·洛克和乔治·贝克莱的深刻影响，也受到一些法国作家的影响，他也吸收了各种英格兰知识分子如艾萨克·牛顿、法兰西斯·哈奇森、亚当·斯密等人的理论。
[编辑本段]生平
大卫·休姆（后来改名为休谟）在1711年4月26日（儒略历）生于苏格兰爱丁堡的一座公寓里，父亲是在宁威尔区（Ninewells）担任律师的约瑟夫·休姆、母亲是法尔科内夫人。休谟在长大后偶尔也会回到宁威尔区的老家居住，他在1734年将名字从休姆改为休谟，因为英国人很难以苏格兰的方是正确念出休姆这个名字。休谟在年仅12岁时就被家里送到爱丁堡大学就读（当时正常的入学年龄是14岁）。最初休谟打算从事法律职业，但不久后他发现自己有了“一种对于学习哲学和知识以外所有事物的极度厌烦感，当我的家人想象我正在阅读屋埃特和维尼阿斯（两位当时著名的法学家）时，我实际上却是在阅读西塞罗和维吉尔的著作。”休谟对于大学里的教授都不抱好感，他曾在1735年告诉一名朋友说：“你根本不能从教授身上学到任何东西，那些东西在书里都有了。”
在十八岁时休谟的哲学研究获得了重大突破，使他得以让自己彻底面对这个“全新的思考领域”，也使他下定决心“抛弃其他所有快乐和事业，完全奉献在这个领域上。”休谟并没有说明这个重大突破为何，但一般推测很可能是他在因果上的理论—亦即我们对于世上因果关系的认知是取决于我们的情绪、习俗、和习惯，而不是取决于理性、也不是取决于抽象、永恒的自然定律。在那个时代，一个贫穷的苏格兰人能选择的生涯途径相当少，休谟面对的是成为家庭教师或是成为商人的职员这两个选项，他最后选择了后者。1734年，在于布里斯托经商数个月之后，休谟前往了法国安茹的拉弗莱舍（La Flèche）旅游，在那里休谟经常与来自Prytanée军事学校的耶稣会学生进行哲学讨论，勒奈·笛卡尔也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在那里定居的四年中休谟替自己订下了生涯计划，决心要“过著极其简朴的生活以应付我那有限的财产，以此确保我的独立自主性，并且不用考虑任何除了增进我的文学天分以外的事物。”在法国定居时休谟也完成了《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一书，当时他年仅26岁。虽然现代的学者们大多将《人性论》一书视为是休谟最重要的一本著作、也是哲学历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此书刚出版时并没有获得多少重视。休谟在记载到当时自己缺乏大众重视时这样写道：“媒体对这本书的反应是一片死寂，甚至连对那些狂热的读者群都没有半点交代。不过我本来就养成乐观而开朗的个性，很快就从这样的挫折里站了起来，并继续在乡下努力的进行研究。”他继续写下了《人性论摘要》一书，但没有写出自己的名字，他试著缩短并精简他之前的冗长著作以吸引更多读者，但即使经过这样的努力，他依然没有成功使《人性论》一书重获重视。
撰写《人性论》的艰辛过程使得年轻的休谟近乎精神错乱，为了回复正常的思考能力，休谟决定暂时返回平凡生活。
在1744年出版《道德和政治论文集》（Essays Moral and Political）一书后，休谟申请担任爱丁堡大学的“伦理学和精神哲学”系所的教授，但被大学拒绝。在1745年詹姆斯党叛变的时期中，休谟成为当时被官方形容为“疯子”的安那代尔侯爵（1720-1792）的家庭教师，这份工作只维持了一年左右便结束。不过，也是在这段时间，休谟开始撰写他的历史巨作《大不列颠史》（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一书，这本书的写作持续了15年，写成时已超过了一百万字，最后从1754至1762年间分成六册发行。在这段期间休谟参加了由詹姆斯·伯尼特（James Burnett）创办的教规门讲会（Canongate Theatre），藉此也认识了其他许多当时在爱丁堡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家。从1748年开始他担任了圣克莱尔将军的秘书长达三年，同时一边撰写他的《人类理解论》一书（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然而和前几本书一样，这本书在当时出版时也没有获得重视。
这时休谟遭到教会指控为异端，休谟的一名年轻朋友以教士身份挺身替他辩护，主张休谟身为无神论者是属于教会管辖的范围之外。尽管后来休谟被判无罪，格拉斯哥大学仍然拒绝了休谟担任哲学教授的申请，这可能也是因为另一名正大力批评休谟形而上学的哲学家Thomas Reid刻意阻挠所造成的。依据休谟的自传，要直到他在1752年回到爱丁堡后“爱丁堡大学才让我成为他们的图书馆馆长，担任这个职位只能获得很少的薪水，但却让我有机会接触一个这样庞大的图书馆。”爱丁堡大学图书馆的丰富资源使休谟得以继续他在《大不列颠史》上的研究。
休谟最终以一个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的身份闻名，他庞大的《大不列颠史》一书叙述了从撒克逊王国到光荣革命的历史，这本书一出版便成为畅销书。在这本书里休谟将政治体制下的人民形塑为一种文化习俗的产物，这些人传统上倾向于服从既有的政府，只有在面对无法确定的情况时才会寻求改变。从这个观点来看，只有宗教的差异才能使人偏离他们的日常生活、开始关注政治的事务。
休谟早期写下的论文“论迷信与宗教”就已经立下了几乎所有他之后有关宗教历史的著作根基。在休谟那个年代，想批评宗教信仰的人仍然必须抱持谨慎的态度，举例而言仅在休谟出生的15年前，一名18岁的大学生Thomas Aikenhead只因为评论基督教是“胡说八道”便被教会起诉，最后还被定罪以亵渎罪名处以绞刑。因此休谟也是只以转弯抹角的方式表达他的理论，大多是以虚构的角色在对话录中呈现。休谟一直没有承认自己是《人性论》一书的作者，直到1776年他去世的那年为止。他的论文《论自杀》和《论灵魂不朽》、以及他的《自然宗教对话录》（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一书都是在他死后才出版（分别在1778和1779年出版），这些著作也都没有注明休谟或是出版商的名子。休谟为了掩藏自己作者身份而做出的这些安排也使得今天学者们对于休谟究竟是自然神论者或是无神论者仍有极大的争议。不管如何，在当时有关休谟是无神论者的谣言的确使得休谟求职时四处碰壁和受阻。
休谟曾向朋友提及有一次他在偶然间被“转化”为基督徒的过程：当他前往监督自己新居建筑工地的途中跨过爱丁堡市中心一片刚干枯的湖泊时，他不小心滑入了泥沼中，由于身型肥胖而爬不出来被困在了那里。这时一些卖鱼妇人刚好路过，看到了休谟的窘境，但她们很快便认出他是那位知名的无神论者，于是拒绝救援他，直到休谟答应要成为一名基督徒、并且被迫在泥沼中朗读主祷文和信经之后，这些壮硕的卖鱼妇才将他拉起。休谟事后向朋友开玩笑道这些卖鱼妇是“他所遇过最聪明的神学家了”。
从1763年至1765年间休谟担任巴黎的哈特福伯爵的秘书，在那里他受到了伏尔泰的钦佩并且被捧为巴黎社交圈的名人。同时他也认识了让·雅各·卢梭，两人最初成为要好的朋友，但最后因理念不合而分散。休谟这样描写他的巴黎生活道：“我真的时常想回归爱丁堡那平凡而粗糙的扑克牌俱乐部…以矫正并缓和这段时间以来那么多的感官刺激。”在1768年休谟回到爱丁堡定居。到了1770年左右，随著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夸赞是休谟让他从“教条式的噩梦”中觉醒，休谟的哲学著作开始获得大众的注意，也是在那之后他才获得了他一辈子都没有获得的声誉。
詹姆士·包斯威尔在休谟去世的前一周拜访了他，休谟向包斯威尔透露他这时的确开始相信了那些之前被他视为“最不合理的迷信”—亦即人在死后还会有来生的理论。休谟替自己写的墓志铭是：“生于1711，死于[……]—空白部分就让后代子孙来填上吧。”休谟在1776年去世后被埋葬在他生前所安排的“简单的罗马式墓地”，地点位在爱丁堡卡尔顿山丘（Calton Hill）的东侧，俯瞰山坡下他位于城内的老家。
休谟注意到许多的思想家经常将“是什么”（what is）用作为“应该是什么”（what ought to be）的论据基础，然而他注意到在这种描述性陈述（现在是什么）与规定性陈述（应该是什么）之间存在著一点很大的差异。休谟指出我们不该习惯于在将这种应该是什么的陈述与现在是什么的陈述混为一谈的同时，却没有解释这两者之间的重要分别。我们到底要如何从“现在是什么”当中衍生出“应该是什么”呢？休谟提出的这个问题成为了日后伦理学的主要争议之一，在许多人看来，休谟本人对此的立场是我们根本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衍生（其他人则有不同解读，认为休谟指的其实不是无法从事实陈述衍生出道德陈述，而是我们不能在没有考虑到人性之下便做出这样的衍生—亦即人类的情感）。休谟或许是第一个提出了实证（是什么）与规范（应该是什么）之间的差异的人，这两者的混淆在社会科学与道德哲学领域都相当的广泛。哲学家G. E. Moore在后来也提出了一个被称为“自然主义谬论”（naturalistic fallacy）的类似理论，企图驳倒任何试著将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混为一谈的人。
等等，百科里边有介绍，看下边的参考资料。
中国的启蒙运动指什么运动?
1919年5月26日，罗家伦以“毅”为笔名发表文章，自豪地纪念由他和许德珩、杨振声等同学一起策划参与的5月4日的游行示威活动，并首次把这次事件称为“运动”。然而到了1920年，罗家伦却开始抱怨，“不但我一个人做这样的感想，就是现在所有的学生，那个不觉得商人不同我们表同情，工人不来帮助我们，农民不来同我们携手，……闹来闹去，什么“爱国”、“救国”的责任，还是我们学生一界担任吗？”中国群众的“惰性”是罗家伦最痛心的，没有群众的参与，只有一帮学生呐喊、疾走，终究是未能成事的，所以他觉得现在的中国急需要一帮了解各行各业群众真实状况的“专家”，并提出“养成群众”才能发动真正的“群众运动”。
在罗家伦一干青年学生发动祛除群众“惰性”的倡议之前，中国其实已经有了梁启超和钱玄同为代表的整整两代人的“启蒙”努力。1900年，梁启超在一封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说，“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对群众“惰性”或者“奴性”的批判和改造，一直到1918年鲁迅“狂人日记”对于“吃人的礼教”的颠覆，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已经逐渐形成了某种“中国启蒙”的共识：彻底抛弃泯灭人性，压制自由的封建体制，唤醒民众的自主和理性。这几乎是康德在1784年德国式的启蒙定义的翻版，“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在康德看来，不敢运用自己的理智，其根本原因无非就是“懒惰”和“怯懦”。但对“启蒙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或许还面临比欧洲的知识分子更大的挑战，那就是国势衰微、民族危亡，所以从一开始“中国启蒙”还多了一层不事张扬的民族主义。
因为中国启蒙运动中悲情的民族主义，勇敢的知识分子在大声疾呼学习西方的同时，就必须担负起“背叛”传统和国族性的骂名。对比中国和欧洲的启蒙运动，美国学者微拉•施瓦支说，“欧洲启蒙学者并不用担心什么‘非法国化’、‘非英国化’或是‘非德国化’之类的指责。那时，大家都是彼此信赖，全欧洲的反传统主义者都是亲如一家的，没有什么政治的或民族的界线”。但只要细心考察欧洲不同地域的启蒙运动，就会发现所谓的“欧洲启蒙”其实也并不确切，德国、法国、苏格兰都有不同的属于他们自己民族的启蒙传统，“当法国思想家在编撰《百科全书》形成体系时，伯林的启蒙在以对话和回答的方式进行”，而探讨启蒙的民族性也会比抽象的讨论所谓的“欧洲启蒙”来得更有价值。亚历山大•布罗迪编著的论文集《苏格兰启蒙运动》就是一本细致讨论具有浓重的苏格兰民族特性的启蒙运动的书籍。
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开篇，编者就自觉地讨论了是否存在一个叫做“苏格兰启蒙”的东西，编者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18世纪，在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如火如荼时，苏格兰也以它独有的风情成就了另一番启蒙风景：瓦特的蒸汽机、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休谟的道德哲学、弗格森的历史哲学，等等。与此同时，或许它还有和中国启蒙运动最为相近的一点，那就是它的悲情的民族主义，而最为激进的主张殖民扩张的辉格党成员便主要来自苏格兰。迫于英格兰的压力，苏格兰人曾经也乐于自称是“北不列颠人”，经济的利益总是和政治的考量纠缠在一起，“苏格兰人既对自己国家的伟大的过去引以自豪，又对糟糕的现状深感惭愧”。
因为并不优渥的地理环境，以及来自英格兰强大的咄咄逼人的政治压力，苏格兰启蒙从一开始就比他的邻国显得更加“务实”，也更加进取。在一篇论述苏格兰启蒙运动背景的文章中，作者罗杰•爱默生这样写到，“开垦农田、勘探矿藏、发展工业、建立新市场。开设渔场、繁荣贸易，这些不仅是17世纪后期苏格兰致力达到的目标，也同样成为贯穿整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任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苏格兰启蒙运动更像是一场经济技术改革运动，似乎“科学才是对苏格兰启蒙运动最为关键的领域”。而人们的思考也总是基于苏格兰具体现实的中的政治、经济、哲学、教育、法学等具体而微的领域提出细致的应对策略，这正是罗家伦所谓了解不同行业的“专家”，这也是当时苏格兰职业教育发达的原因。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得益于他经常混迹于众多的商贾之中，这些商人在世界各地的商战经验是他成书的关键。由此，苏格兰务实的启蒙运动也就大大迥异于热衷于政治革命的法国启蒙运动，它也不同于德国人由言论和出版自由引发的启蒙讨论。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几个上海学人提出 “新启蒙”，这一次人们反抗的不再是封建极权下的奴性，而是试图在80年代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思想禁锢。但是这场像樱花般绚丽的“新启蒙”在走过80年代短暂的热烈后，并被急速到来的市场极权淹没于镀金时代的欲望和琐碎之中。我们还没有学会康德“运用理性的勇气”，便无奈地被迫迎来福柯所谓“启蒙的讹诈”，但没有人敢否认启蒙的必要，无论尼采、福柯还是利奥塔。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人们也乐于追问“什么是启蒙”，但作为一个世俗的民族国家组织，其实追问“什么是中国启蒙”会显得更为急迫。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介绍就聊到这里吧，感谢你花时间阅读本站内容，更多关于苏格兰启蒙运动代表人物、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信息别忘了在本站进行查找喔。